4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正在卷土重来，而历史的教训是，失衡往往以金融危机告终。自2018年以来，经常账户顺差与逆差的总额分别增长了约25%和35%，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历史的教训表明，失衡一旦变得巨大、持久，并与杠杆率上升或扭曲的国内政策相关联，逆差国将面临货币贬值与债务危机的风险。顺差国虽较少遭遇金融危机，却可能加剧全球需求失衡与政治紧张。

　　当今的失衡在地理分布上与2000年代相似，美国逆差最大，顺差集中在中国、欧洲、日本和石油出口国。但底层体系已然变化，脆弱性随之加剧。首先，金融稳定风险上升。美国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其巨大而持续的逆差由日益脆弱的私人资本流动融资，高外部负债、压缩的风险溢价和杠杆化的金融中介提高了突然调整的风险。其次，政治与贸易紧张加剧。外部失衡日益与竞争力、产业政策和战略依赖的担忧挂钩，提高了保护主义和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的风险。理想的首选解决方案是美国财政整顿、中国加强社会保障与消费、欧洲增加投资。但政策轨迹正朝相反方向移动，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且政策趋向进一步扩张需求，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叠加产业政策强化了出口增长与外部顺差，欧洲则受制于结构性政治约束。

　　若美国不调整，世界其他地区将面临金融风险。美国持续的大规模财政赤字与强劲国内需求意味着经常账户赤字维持在GDP的3.5%-4%左右，日益通过私人资本流动融资，这使其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转变的影响。若中国不调整，将产生贸易与产业的结构性压力。即使中国最终实现再平衡，这一过程也可能较为缓慢。房地产下行后的需求复苏需要时间，产能过剩的化解需要企业退出与重组。

　　总之，在当前环境下管理全球失衡，首要目标不再是实现“最优调整”，而是避免“次优的政策失误”。当今的全球失衡不仅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更深嵌于金融脆弱性与地缘政治竞争的更广泛背景之中。

　　编译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编译：陈美合）

（校对：李杨）